作者：蔡曉芳（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）

　　荷蘭導演尤里斯·伊文思是蜚聲國際的電影大師，更是中國人民的摯友。1938年，戰火硝煙籠罩中華，他毅然踏上這片土地，用鏡頭記錄下《四萬萬人民》，將一個民族不屈的吶喊傳向世界。此后五十年，從《早春》《愚公移山》到《風的故事》，他的目光始終關注這片土地。那是一雙進步的、關切的眼睛，在歲月流轉中默默陪伴，忠實見證著一個國家從戰火中重生、在變革中前行的壯闊歷程。紀錄片《伊文思的中國情緣》追溯這段綿長情緣，并續寫中外文明對話的新篇章。

　　《伊文思的中國情緣》以當代荷蘭導演荷內·希格斯的目光為引，循著伊文思拍攝的經典影像軌跡“故地重訪”。攝制團隊自歐洲啟程，穿越萬里山河，從煙雨江南到黃土高原，從草原牧場到古道烽煙，足跡遍及武漢、西安、北京、無錫、南京、上海、黃山等地。他們尋訪那些曾與伊文思并肩工作的導演、翻譯、攝影師，以及曾在他鏡頭中留下身影的人物，試圖破譯一個異鄉人何以深愛這片土地的情感密碼。

　　該片以雙層敘事結構編織跨越時空的對話。第一層是縱向的歷史維度，展示伊文思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四次來華留下的影像足跡。他的每一次拍攝，既回應了特定時代西方對中國的關注與想象，也體現了一位藝術家為促進中西文明對話所傾注的心力。第二層是橫向的當代行走，攝制組穿越山河，以地理的跋涉串聯起散落的檔案、口述與影像碎片，在尋訪中構筑起“在場”的歷史敘述。當今日的鏡頭與昨日的光影在同一片土地上相遇，人物的面孔、城市的肌理、時代的氣息在新舊影像的交織互證中顯影。那些沉睡的歷史記憶被一幀幀喚醒，中國社會八十多年的滄桑巨變得以具象呈現，而伊文思的經典之作也在這場時空對話中重新煥發出新的生命力。

　　時移世易，伊文思那些曾經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品，在當下的國際語境中遭遇了新的審視與質疑。法國記者曾對榮膺法國電影凱撒獎的《球的故事》發出尖銳之問：影片是否存在擺拍？真實性何在？面對質疑，《伊文思的中國情緣》讓歷史現場自己說話。攝制組邀請故事當事人賈裕民和佟老師重返當年的教室，請《球的故事》攝影師楊之舉復盤拍攝細節，使當事者的講述與歷史影像在同一個空間里交匯。這一紀實場景直接回應疑問，既維護了伊文思電影的價值，也讓今日中國的真實生活樣貌得以呈現。這種以“重訪”與“實證”為路徑的敘事方式，本身即傳遞了一種兼具力度和溫度的影像價值觀——紀錄的真實必須經受得住時間的檢驗，而歷史的本來面目，也正是在這樣嚴謹的追溯與誠懇的還原中，漸次浮出水面。

　　《伊文思的中國情緣》所揭示的遠不止一位外國導演的個人情懷，更觸及一個核心議題：紀實影像如何能跨越文化壁壘、建立文明互信的橋梁？伊文思的電影以生動準確的生活細節作出最有力的回答。《四萬萬人民》中，日軍洗劫后的臺兒莊房屋殘破。中國軍人裝備落后，卻勇敢作戰。七七事變一周年之際，武漢街頭民眾踴躍捐款。這些鏡頭讓世界看見了中國人民抗戰的頑強精神與堅定意志。《早春》里唱《雙推磨》的小姐妹、內蒙古草原的牧民，《愚公移山》里的上海藥店職員，都讓世界看到新中國的表情。這些普通人不再是西方獵奇鏡頭下沉默的“東方景觀”，而是擁有自己聲音、情感和生活邏輯的鮮活個體。他們通過勞動、歌唱、交談，展現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。國際視野里的中國形象從“被敘述的客體”轉變為“具有自主表達力的文化主體”。用伊文思的話說，“是中國人自己在說，而不是伊文思說”。

　　《光明日報》（2026年03月25日?15版）